潮語

　　七個月大的小胖妞，目光有點反常的獃滯。在東森房屋一張綠色溫馨的嬰兒床上，她嘗試著翻身，看看這個擺滿各種透明小床的房間。她是一名棄嬰，她更為正規的稱謂是江X X之嬰。只是，她的父母在她奮力闖過病魔設下的一道道危險關卡時，就已失去聯繫。
　　這所醫院NICU (新生兒童重症監護室)護士長孫艷告訴記者，在這裡，跟小胖妞一樣父母突然失聯，被迫一直在NICU成長的孩msata子有兩個；而家人已經簽字放棄治療，但醫院仍在進行保守治療的孩子，也有兩個。醫生護士默默治療，醫院儘力尋找他們的家人，“最長的一個寄居N IC U的孩子超過一歲，已經可以跟著護士姐姐去打針、查房……”
　　幾乎全市所有的NICU里，都或多或少存在著這樣的小生房屋貸款命，他們或頑強、或脆弱，在不積極治療下與病痛鬥爭著。
　　來自廣州市民政局通報的信息顯示，廣州每年的棄嬰數量在幾百名左右，居全國大中城市前列。而醫院等相對安全的公共場所，澎湖民宿實際承擔著廣州市的棄嬰島功能。
　　在社會輿論焦點，日益集中於棄嬰、棄嬰島設置問題時，南都記者聯繫了市內多家綜合醫院兒科，以期瞭解這類孩子的生活。他們中絕大多數被冠以X X X之嬰的稱謂，住商躺在醫院里，等待著自己的歸宿———或為民政收養，或被家屬領回，或最終成為不留骨灰的一段生命。
　　與N IC U格格不入的嬰兒床“有個5月齡的病兒，在醫院一住就是11個月，在蹣跚學步的時候，就跟著護士阿姨在病房裡查房。孩子渴望交流，渴望被呵護，但忙碌的醫生護士，即便再有愛心，也無法替代孩子的親生父母。”
　　小胖妞終於不耐煩了，長期無人搭理，讓她大聲地哭鬧了起來，在嬰兒床上扭捏著各種體態，以期獲得醫生、護士們的關註。實際上，她已經是一個健康的孩子了。現在是最需要溝通的年齡段，只可惜叔叔、阿姨們正忙著搶救一個早產合併肺炎的小弟弟，根本抽不開身——— 哪怕只是沖她笑笑。
　　剛剛入院時，小胖妞胎齡28周早產，出生時極低體重，僅1000克多點。因為嚴重的感染、營養不良和出生窒息綜合徵，小胖妞一度生命垂危，在保溫箱里一待就是兩個月。“在治療的早期，孩子的父母還是給予了孩子一定關註的，定期回來探視一下救治的進展，向醫生詢問一些具體事宜。”孫艷表示。
　　可隨著孩子闖過一道道危險的關卡，病情逐漸好轉後，孩子的父母卻沒再出現過了。醫院打電話過去溝通，孩子的父親不是說在籌錢，就是在去籌錢的路上，總之沒有再出現。孫艷知道，這又是一宗複雜的重症新生兒棄養醫院案例，她報告給了科室、保衛處、醫院。而孩子的後續治療，則繼續進行。
　　也許是使用配方奶粉的緣故，小胖妞長得特別快。7月齡時，她的體重已達9公斤，個子也長得挺高，系統評估各方面發育相對正常。“再也不能躺在N IC U內小小的B B床上了，護士從家裡給她搬來了一張與N ICU極不搭邊的嬰兒床。那個護士家孩子剛剛使用過，很新，很溫馨。編號16。”
　　當了11年的兒科護士，孫艷見慣了被已失聯的父母丟在醫院病房的棄嬰。這種情況一旦出現，即使人手再緊，醫生護士都得輪流帶著這個孩子。“有個5月齡的病兒，在醫院一住就是11個月，在蹣跚學步的時候，就跟著護士阿姨在病房裡查房。孩子渴望交流，渴望被呵護，但忙碌的醫生護士，即便再有愛心，也無法替代孩子的親生父母。”
　　該院兒科的醫生護士，都記得這個朱××之女，孩子已能認人了，特別粘其中的一個小護士。當最終孩子父母來接走孩子時，護士們哭聲一片，孩子更是哭得撕心裂肺，聞者潸然。那一年，同樣在N IC U住了1年多的黃××之子，也被父母接走，這兩個被醫生、護士稱為“跟屁蟲”的小孩一走，N IC U似乎空了一半。“好在醫生的工作總是忙碌的，很快又有了新的重症患兒，需要我們處置。”
　　新生兒專家：不告而別的遺棄，不僅是因為缺錢“欠費，你來接的時候，我們可以協商解決，商量著辦，打欠條什麼的，至少有個交代。實際上，很多社會問題糾結在一起，才構成了孩子被遺棄醫院的最主要因素。比如小三生育的問題，再比如非婚生育、違反計生政策生育問題，甚至對孩子性別上的考慮，都是催生棄嬰問題的誘因。”
　　年近六旬，從事兒科、新生兒科工作的老魯，是廣州市中心城區一家綜合醫院兒科的主任。在這個中心城區的三甲醫院內，每年發生在病房裡的棄嬰事件也有5起左右。今年4月，他們才收進了一個孩子———胡××之子，一名和高危分娩的母親一起轉院過來的早產兒。
　　“剛開始，孩子父親還總是開著汽車，給產婦送些湯水、營養品什麼的。能有小車，似乎還是在做生意，應該不會是特別缺錢的家庭。”老魯告訴記者，孩子的搶救過程異常凶險，上了呼吸機，但幸運的是救治及時。可這時，孩子的父親消失了。
　　科室給孩子父親打電話，要麼不接，要麼就推說在忙，但孩子的治療並沒有因為欠費而落下。兩個月後，孩子出了暖箱，家長沒來；孩子自主進食了，還是沒來；評估顯示完全達到健康出院標準了，依然沒來。
　　於是，孩子就一直在N IC U病房裡待了大半年。“嬰兒用品、奶粉、輔食，都由我們醫護人員買。這不是問題，我們有這個義務照顧好病房裡的孩子。但就算我們做了一萬件好事，萬一齣了哪怕一丁點閃失，孩子磕著碰著了，我們必定會成為千夫所指的罪人。”
　　做了三十多年的醫生，老魯覺得發生在孩子身上的醫療欠費，已經不是導致孩子被遺棄醫院的最主要原因。“欠費，你來接的時候，我們可以協商解決，商量著辦，打欠條什麼的，至少有個交代。實際上，很多社會問題糾結在一起，才構成了孩子被遺棄醫院的最主要因素。比如小三生育的問題，再比如非婚生育、違反計生政策生育問題，甚至對孩子性別上的考慮，都是催生棄嬰問題的誘因。”
　　“倒是那些放在門診、急診或醫院過道的棄嬰，相對好解決得多。”老魯表示，由於這類孩子屬明確的棄嬰，無從查找孩子的父母所在、聯繫方式，醫院在對症處置了孩子的發熱等問題後，如觀察孩子無異樣，很快便可以通過警察、民政途徑尋找到新的監護人。即使真需要發生後續的治療費用，民政也有專項資金來為孩子們提供治療。
　　老魯表示，要解決這類問題，還是得從法律途徑來尋求解決。在他看來，犯有遺棄罪的，必須頂格量刑。
　　即使被簽字放棄，他們仍在求生“孩子去世了，我們通知家長前來協助進行遺體處理。”結果那個父親來了，沒有給孩子帶一套體面的衣服，卻帶來了一個潮濕的紙箱。孫艷和科室的醫生、護士出離憤怒，他們一邊痛斥這個男人，一邊從科室里搜羅出一套嶄新的衣物，體面地把孩子送走了——— 因為孩子來到這個世界的幾乎全部歷程，都是在這家醫院度過。
　　孫艷所在的醫院里，還經常見到被家屬簽字放棄治療的孩子。他們大多是早產，合併各種併發症。家屬們簽下“孩子遺體交由醫院處置，不留骨灰”等字樣的書證後，孩子的生命就在等待中慢慢消逝。
　　不過，也有些小生命異常頑強——— 在接受姑息治療(保守治療，只給基本的維持生命的治療，不再針對疾病本身進行積極處置)一兩個月後，仍然活了下來。“只是這些孩子眉頭一直緊鎖，疾病帶來的疼痛，即便是痛感神經未發育完全的孩子，也難以承受。”孫艷告訴記者，父母簽字放棄後，經姑息治療好轉的案例在這所醫院也有發生，但概率極低。
　　每次看到被家屬簽字放棄的孩子，剛做母親的她就有想哭的衝動。“有時候姑息治療和鎮痛是相互矛盾的：想給孩子用點鎮痛，會對呼吸道造成傷害，影響呼吸；有心給孩子用點簡單的對症藥物，那會加劇孩子的痛苦……”N ICU醫生和護士陷入兩難。
　　他們只能看著這些小家伙的生命氣息一天天消逝，或者是祈禱那超低概率的自行康復，奇跡般地出現。
　　作為一名醫護人員，孫艷見慣了生死。但對於其中一名簽字放棄治療後的父親的做法，孫艷有種刻骨的厭惡。“孩子去世了，我們通知家長前來協助進行遺體處理。”結果那個父親來了，沒有給孩子帶一套體面的衣服，卻帶來了一個潮濕的紙箱。孫艷和科室的醫生、護士出離憤怒，他們一邊痛斥這個男人，一邊從科室里搜羅出一套嶄新的衣物，體面地把孩子送走了———因為孩子來到這個世界的幾乎全部歷程，都是在這家醫院度過。
　　說到這裡，護士長孫艷眼圈泛紅，她想用很多更粗鄙的話來痛罵這個冷漠的監護人。“他不配做父親，所以我稱他為監護人，僅僅是法律上的定義。倫理、道德上的監護工作，他根本就沒做過。”
　　“這些監護人總會說醫院的收費貴，孩子的預後不好，以此來搪塞自己的失職。但如果有10%的機會完全康復，這些監護人儘力了嗎？”說這話時，孫艷身上透著一種母性。她見過一個普通工薪階層的夫妻，為輓救雙胞胎孩子的生命竭盡全力。老大最後沒能保住，病情更為嚴重的老二卻神奇地康復了。“他們極力地籌錢，我們也在極力地減免，最後順利救下了孩子，花費7萬多元，現在那孩子健康地成長著，應該都能打醬油了。”
　　孫艷常常在想，如果有一天，醫生和家屬不用再為治療費用擔憂時，如果患兒們能像香港那樣每天只要交50元錢時，這樣的棄嬰問題，這樣的傷痛別離，也許會少得多，中國的醫患矛盾也會少得多。
　　(應要求，文中涉及的醫護人員姓名為化名)
　　南都記者對話一個曾簽字放棄的父親———
　　“如果有搶救價值，我賣血都會救我的孩子”
　　今年27歲，來自湖南的鄭福(化名)，今年6月就曾因雙胞胎早產、出生時極低體重、肺功能發育低下等諸多併發症，最終簽字放棄了雙胞胎女兒的搶救，遺體交由醫院處理，不留骨灰。“孩子的面，我都沒見上，是妻子告訴我的，大的那個，能輕微地哭泣，手腳動彈著、掙扎著。小的那個，基本就沒有生命跡象。”
　　鄭福告訴記者，就經濟條件而言，他們在老家算得上中等。盡全力救孩子的經濟能力，還是有的。“但肯定得傾家蕩產，醫生的分析很客觀，說的都是各類併發症出現的幾率。腦癱幾率超過50%，肺發育不全、智力因素影響等幾率都告訴了我。沒和太太商量，和我的父親、母親簡單溝通後，我簽字放棄了。”
　　南都：都過去半年了，現在回想起來，會後悔當初的決定嗎？
　　鄭福：有時後悔，尤其是夫妻倆看著人家的孩子健康成長的時候。絕大多數時候還是豁達了，真要救下了兩個腦癱孩子，今後我們的生活怎麼辦？家庭會毀掉，家族甚至都會被拖垮。我看過新聞，有撫養兩個腦癱兒十多年，最後殺掉孩子的報道。如果當初不簽字，救下來了，是腦癱。不久的將來，我肯定也得抱著我的兩個閨女去死。
　　南都：那你的妻子呢，她目前的狀況怎麼樣？畢竟她親眼見過自己的兩個骨肉。
　　鄭福：剛剛開始時天天哭，抑鬱症了，尤其見不得可愛的小孩。時間久了，也就慢慢好起來了，我們甚至可以談這對小姐妹的話題了。最近她常夢見兩個孩子，偶爾還會精神恍惚。
　　南都：最後孩子的遺體處置上，你們怎麼決定的？
　　鄭福：之所以不留骨灰，主要還是為了避免刺激孩子的母親，交由醫院處置吧。遺體火化前，我們給準備了兩套漂亮的白色公主裙，有蕾絲，蓬蓬的那種。選衣服時，我們一家哭得像群瘋子。
　　南都：最終放棄，有經濟上的考慮嗎？
　　鄭福：肯定有這方面的考慮，但我說過，如果有搶救價值，孩子能正常成長，我傾家蕩產，賣血都會救我的孩子。
　　南都：你覺得是什麼剝奪了孩子的生命？你的簽字、隨後的消極治療，還是疾病？
　　鄭福：(沉默了很久)我寧願相信是因為疾病本身吧，是該死的雙胞胎常見的雙胎輸血症害死了孩子。孩子的母親有權利去哭，我沒有，我得承擔簽字後的後果。簽字前，獨生子女環境長大的我，一直還是個孩子，簽字後，我覺得成熟了很多。
　　專家說法
　　簽字放棄無法判斷善良和罪惡
　　在監護人簽字放棄，醫院姑息治療或者是疾病本身這三者之間，究竟是誰殺死了孩子。這涉及到了醫學倫理上的探討了。“很多時候沒有標準答案，也沒有放諸四海皆準的準則。”南方醫科大學人文與管理學院副院長、倫理學專家嚴金海教授表示。
　　他表示，監護人基於對孩子病情後續狀況的判斷，做出放棄治療的決定；醫院依據現有的醫學常規和科技能力，做出的醫學判斷。隨後代表一個沒有民事行為能力的小生命，做出了放棄的決定，這很難分得清對錯。“因為這不是善惡、是非的問題，而是善與善之間的較量。”
　　嚴金海稱，出於對生命權的尊重，我們肯定是希望每一個孩子都能救活，恢復健康。但客觀現實是，醫學有局限，孩子可能活下來了，但生活質量異於常人，或者嚴重遜於常人。尊重生命權的善和尊重生命質量的善，孰輕孰重，很難有個統一的觀點。
　　“但有一點是可以明確，監護人簽字放棄搶救可以，不違法。但如果簽字放棄後，又自行帶離出院將孩子遺棄，這就違背了社會倫常，甚至觸及了遺棄罪的法律底線。”嚴金海最後說道。
　　A II04-06版
　　統籌:南都記者 王道斌
　　採寫:南都記者 王道斌 李拉
　　攝影:南都記者 鄒衛　　（原標題：掙扎在重症監護室里的棄嬰）